“人生得一知己，足矣，斯世当同怀视之。”这是鲁迅赠予瞿秋白之辞。
我很幸运，在香港、北京、新西兰，各有一知己。
我在香港最好的朋友吳沧洲，也是我在电影圈中真正的知己
由我1969年踏入电影圈，至今，我在香港最好的朋友吳沧洲，也是我在电影圈中真正的知己。
吳沧洲（右一）作者（右二）张鑫炎（左二）曾国赐（左一）四人结伴到河南出席《根亲中国》微电影典礼
我在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（银都机构）的十年，就和沧洲共用同一间办公室。我们一起学编导，一起做宣传，一起拍摄短片，一起打乒乓球，一起观看电影，一起往菲律宾探望他的父亲另一个家庭中的九位同父异母兄弟妹，一起到马来西亚与侨领调研创立电影制作公司，一起艰苦创业搞电影发行赚取第一个一百万......；本來我们还计划一起去英国留学，可是沧洲与母亲相依为命，最后，我孤身上路。
沧洲的母亲，待我很好。每次到沧洲家，她都会煮些福建小吃招待我。她老人家与沧洲一样，不擅语言，话不多，但很真诚。我至今仍然记得她说的话：“阿钟，多吃点！”“阿钟，多吃点！”
（左图）1972年作者与吳沧洲在菲律宾马尼拉。（右图）2022年作者与吳沧洲在香港尖东K11商场平台。
人生海海，谁都可以遇到难得的友谊。这样的情谊，不因时间而疏远，不因距离而忘却，哪怕天涯海角，也一直会记在心中。
我另外的二位知己，就是1982年我在中国内地拍摄西方纪录片系列《中国人-龙的心》期间认识的常诚和李石生。
他们都是北京人。常诚是中方摄制组派來的翻译；石生是煤炭部艺术处的硬照摄影师，派來陪同英美摄制组去大同矿务局拍摄煤炭工人的生活和工作。
石生与沧洲十分相似，两个人都非常善良，待友至诚。我後來经常因公前往北京，无论我有什么公事私事的需要，石生都尽力帮忙，而且，从不考虑报酬。这在内地改革开放後不少人“往钱看”，“无利不起早”的大环境下，显得尤其可贵！
石生不仅对我如此，对他所有的朋友也如此。他无偿地帮助过许多人，也令许多朋友发达了，但他自己从来没有要求一分一毫。他的夫人告诉我，他的朋友全知道他这个“弱点”，有的就想方设法地去利用他。对夫人的责怪，石生坦然面对，憨笑道：“我有被利用的价值，不是很好吗？”
对夫人的责怪，石生坦然面对，憨笑道：“我有被利用的价值，不是很好吗？”
因为石生对朋友好，朋友对他也好。十多年前，石生不幸患上恶性肿瘤，住进了医院，需要开刀。很多朋友都非常牵挂，希望他能度过危险。我多次到医院探望，碰到他的朋友，大家都对我说，石生是个好人，真诚地祝福他平安。后来，石生康复出院了，我感动地唱了一曲：“好人一生平安”。
石生康复出院了，我感动地唱了一曲：“好人一生平安”
石生的女儿去新西兰读大学，毕业后留下來工作，后来与当地一位有为青年结了婚，生了孩子。石生夫婦也移居新西兰，与女儿女婿孫儿同住。尽管现在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，但通过互联网，我们的情谊长存，至今未断。
“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十年灯。”那是黄庭坚对友谊的一份诉说。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再重叙在北京，畅谈电影与人生？我时常期待着。
作者与常诚（左一）在大同拍摄煤矿工人，齐齐穿上矿工制服，戴上头盔，深入矿井巷道
我在北京的另一位知己常诚，是一位传奇人物。就像他自己告诉我的：“我的一生跌宕起伏，农村插队几次险些丧命。纪录片《龙之心》分别后我曾做过十几种不同的工作，尝试不同的探索，努力践行生命不息、奋斗不止的信条，虽然收获甚微，但丰富的经历还是自己可以欣然面对的一份宝贵财富。”
1982年，在大同初见常诚老兄，他个子小，人瘦弱，好像一阵风就可以把他吹起来。他担任中方翻译，与英美摄制组直接交往，人缘甚好，英美摄制组的每个人都喜欢他。
我愿意与常诚、石生泡在一起，因为我们之间，沒有利益交换，沒有权谋计算
可能是缘分吧，我和常诚、石生三人，走得最近。我们经常在一起，聊过去，谈未來。中方摄制组有许多人，有的人後來也当上了高官，但我还是愿意与常诚、石生泡在一起，因为我们之间，沒有利益交换，沒有权谋计算。
常诚与我几乎出现在纪录片系列《中国人-龙的心》每一个拍摄场合中
我在北京，常常与石生一起到访常诚在东单的家，与常诚的父亲常静宁伯伯结上了忘年之交。常伯伯是爱国的教育家和老知识分子，他与我们讲起了很多民国期间与抗战、内战期间的北京往事、旧事，让我对北京的历史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。
记得，常伯伯在北京西单有一套四合院，就在西长安街的边上。常诚一家原来就住在这套四合院里。可是在文革时期，四合院被各单位以不同的名义侵占了，最后，常诚一家反而被挤走，只能举家搬去了东单的一个地下室。真的是“雀巢鸠占”！
常诚原来住在自己的四合院里。可是在文革时期，常诚一家反而被挤走，被迫举家搬去了东单的一个地下室
文革后，说是可以落实政策，但已占住的人家都在扯皮，不肯搬迁；身为产权擁有者的业主常伯伯却一直拿不回自己的四合院。
我路见不平，曾为此四处奔走，但始终无效。常伯伯当时甚至提议，把产权无偿转到我的名下，让我以境外香港人的业主身份去追讨，可能有机会？虽然常伯伯对我万般信任，鉴於这套四合院价值巨大，我不便答应。结果，此事最后不了了之。京城脚下，小小老百姓的无奈，可见一斑。
拍完《中国人-龙的心》，我因公事也经常去北京，石生每次都与我会面，但常诚后來就出国了。他先是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给中国代表团作即时传译，後來又去了瑞士在世界知识产权总部工作。
我因公事经常去北京，石生每次都与我会面，但常诚后來就出国了
几十年没见，并没有阻隔了我们的情谊。在北京，我仍然与石生一起去探望常伯伯。就在常伯伯一百周岁那一天，我们聚在常家，百岁老人还送了我一副墨宝挂轴(这是常伯伯在当时亲笔写给我的一首古诗“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”）,我至今还保存在家里。
百岁老人常伯伯还送了我一副墨宝挂轴(这是常伯伯在当时亲笔写给我的一首古诗）
老人家今天虽然已经仙逝，但他的音容笑貌有时也出现在我的眼前。他就如同我的老父亲一样，把一生贡献了给教育事业，寂寂无名，但问心无愧。
作者（右一）与石生夫婦（後排）一起去为常伯伯（左一）祝贺百岁生日
後來，在石生的穿针引线下，我终于又与常诚联系上了。他写给我的文字，亲切依旧、温暖如飞絮----
“小钟：非常高兴我们恢复了中断许久的联系。由于这段时间的身体状况和睡眠（每晚至少三次安眠药才能浅睡眠几小时），晚上不能多谈，否则抚今追昔更加难以入睡。你发的照片有的我保存着，有的没有，看到恍如隔世。拍摄《龙之心》的照片我保存很多，有时间慢慢发你。我非常怀念那段岁月。我们一起在早已不复存在的长安大戏院看影片《勿忘我》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。你当年在峨眉山买下的那根峨眉藤手杖，让我带给家父，老人家生前非常喜欢，我一直珍藏至今。
为了纪念当年的岁月，我曾重返大同、桂林、成都、青城山、文君井、三苏祠、乐山大佛……物是人非事事休，未语泪先流。当年中方故旧多已作古，令人哀痛。
1982年的英美摄影组成员，平均年龄三、四十岁
我在联合国瑞士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工作期间，曾在2003年到伦敦，专程会见英国友人。见到了摄制组三位当年的成员，我今晚一直翻找当时的照片，幸好找到两张，都已垂垂老矣！
2003年，常诚（後排左）与导演肯纳德（後排右）、摄影师克里斯（前排左）和录音师约翰（前排右）在伦敦会面
肯纳德(《龙之心》的导演之一)也曾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时会面，他还帮忙我去Michigan读博，我做了几个月的访问学者，但因思乡心切，终未能坚持下去。为了让老弟看到我风烛残年的龙钟老态，今晚特意让夫人灯下拍照，发你博老弟一笑。............。”
看着常诚老兄发來的近照和旧照，我眼眶慢慢变红了。你好，常兄。正如你说，“久违了，人生如梦，几十年时间弹指一挥间。当年消瘦年轻的小钟如今也变成“老钟”了。不过暮鼓晨钟，风姿依旧。希望一切都好，保持联系。”
唐代诗人王勃以诗云：“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”，惟愿知己各自保重，待疫情过后，聚首话旧，再共醉一杯酒！
接下来，我会写发生在《中国人-龙的心》拍摄期间的一桩敏感“间谍”事件，这曾令中方、港方与英美摄影组之间产生不少疑团和危机。感兴趣的读者，请关注“钟老师谈电影与人生”的下一篇（我的电影与人生-33）。
一桩敏感“间谍”事件，这曾令中方、港方与英美摄影组之间产生不少疑团和危机
(谢谢读者朋友的关注与阅读！欢迎大家通过头条平台多与我交流，说说你们对电影与人生的感悟和期盼。最近这十年，我除了继续努力进行电影和电视剧的创作与制作以外，也在香港的大学电影学院兼职，教授电影课程。特别希望能多听听青年电影朋友们的意见，让我这个电影老人，能够保持一颗年轻的心!谢谢！)
